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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6月我回到北京，這時已經明確：陜汽發動機車間由南京汽車廠和杭州汽車發動機廠、長春汽車研究所包建；主廠房總裝生產線由北京汽車廠（簡稱北汽）包建。我被分到北京汽車設備修造廠勞動，修造廠隸屬北汽。我在修造廠當鉗工，刮平板、修機床，盡管很累，但也沒關系，反正就是勞動鍛煉，也學到不少知識。

    我心態很好。你看我從陜汽退下來后，很多人都擔心，把陜汽一手帶大，會不會有些想法？我說，這很正常。共產黨的事業肯定是一代接一代，不可能讓我干一輩子。

    帶我的師傅叫趙茂，是個預備黨員。他要轉正，就得接受改造，所以機床里最難修的銑床都分給他修，一個月修一臺。在大修工段上，他每天從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0點。

    我跟著趙師傅學到很多技能。北汽南廠在垂楊柳一帶，家屬區在南磨房，北廠是我勞動的地方，就在現在的中央電視臺新址附近。晚上10點后，我從北廠騎自行車回南磨房，天很黑，沒路燈，從垂楊柳拐到小路上那一段，全是黑路。但我做事很積極認真，北汽領導以及北汽設備廠負責人對我印象不錯。

    我在設備廠前后干了3年。先干一段時間后，1969年就被抽調到參與三線建設的辦公室工作。當時北汽總廠有三線辦公室，主要組織陜汽建設。此外，下面每個分廠也設有三線辦公室，我在設備廠的三線辦公室，在機修車間設計專用設備。

    大概是1969年4月，我到陜汽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陜汽在岐山縣的麥李西溝，我們習慣稱之為西溝或者溝里。北汽設備廠有200多名職工，他們的戶口都是我負責辦理遷到西安的。那段時間，我幾乎跑遍了北京所有地方。很多人后來對我說，老張，就是你把我的戶口遷到陜汽來的。
北汽同志到陜汽最高峰是1970年7月初，陳（子良）廠長帶隊，他夫人去車站送他。我在現場幫大家托運行李，看到大家哭得稀里嘩啦的。我印象中，拉了一火車皮的人過去。山溝里很熱鬧，也很艱苦，蔡家坡火車站下車的陜汽人都是從北京背米、背糖和背面的，甚至還有背紙的，當時溝里用的紙是發黑的。
我跟陳廠長很有緣分。我入黨，提干，都是他說的話。文革時風氣較左，我本人沒問題，屬紅五類，但我夫人出身大地主家庭，她的伯父就是毛選里點過名的在陜北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少將師長。所以我的入黨一直是個大問題。思想匯報寫了厚厚一疊。但直到四人幫被打倒，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我才被批準入黨。整整18年，我信仰很堅定，算是老積極分子。

    第六任廠長

    如果不算軍管會主任，我是陜汽第六任廠長，前五任分別是陳子良、馮獻堂、尹棟奎、潛學堯、李柏楨。其中，陳廠長任期約六七年，我最長，是17年。

    1971年我帶著夫人和孩子全家遷到陜汽。溝里沒房子，就住老鄉家。兩個大人一個小孩，只住幾平方米，拿木板搭了個雙人床，門口僅留70公分，還在角落里放了個火爐做飯。房頂就亂七八糟糊上一層紙，晚上睡覺時，還能聽到老鼠在上面走動的聲音，下雨天經常漏雨。

    即使這樣，大家精神狀態都不錯。我在機修車間當技術員，機修車間算后方，負責設備制造和修理。我夫人在車身車間當技術員，搞沖壓工藝。我和夫人是交大的同班同學，1968年我們結婚，當時結婚也簡單，就去辦了個登記，到家后給雙方老人說，我們結婚了，這就完了。然后去北汽上班。那時真是窮，別說其他什么東西了，連張床都買不起。

    1972年我家老二出生，陜汽已經蓋了家屬樓，但還沒輪到我們分房。要房子的故事才有意思。有天下午，臨近下班時，我夫人快生產了，同事趕緊把她送到醫院。醫院很簡陋，就幾個普通平房，一間是產房。我記得我抱著柴火回家，她的同事跑到家里通知我：你愛人要生了。我住在溝里，醫院在溝口，相隔7里地。我馬上向溝口跑，等我到了醫院，孩子已經出生了。

    陜西農村有個講究，生小孩后不能再回到他們家里住。不得已，我去找管房子的領導解決住房問題。

    她說，你怎么說這時生就這時生？意思是，你怎么那么老實，為什么不把預產期說得早一點呢？因為當時很多人為了早點分到房都把預產期說得提前很多。

    這真讓我哭笑不得。我又去找軍管會主任，當時溝里的最高領導，他正好也在住院。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我分到了一間房。然后，這邊搬著家，那邊辦理出院，大人和孩子回到家里時家還沒搬完。

    1972年我被調到生產組，可能有其他部門想調我過去，但車間不愿意放人，就讓我到技術組當技術員、技術組長。1976年我被提為車間干部，當時我還沒入黨，提干很困難。

    最終我還是被提了，成為當時陜汽廠里少有的幾個不是黨員的中層干部。這主要是陳子良他們這批老領導的作用。陳廠長心胸寬廣，對人寬厚，實事求是，看問題看實不看虛。

    我能成長起來，走的臺階特別多：先當工人，接著技術員、計劃員、技術組長、車間臨時負責人、車間副主任、車間代主任、車間主任；設備科副科長、設備科代科長、設備科科長；副廠長、總經濟師、常務副廠長、廠長、董事長，基本上都轉完了。所謂加個“代”字，就是主持工作，但沒正式任命。其實，北京這批人到三線企業都很苦，我僅僅是個縮影。

    1984年我被提為副廠長，1990年9月下旬被提為廠長。如果不算軍管會主任，我是陜汽第六任廠長，前五任分別是陳子良（已去世。第一任總工程師是孟少農，后來去了二汽，已去世）、馮獻堂（已去世）、尹棟奎、潛學堯（后調到重汽任副總）、李柏楨。其中，除了陳子良和我的任期較長外，陳廠長約六七年，我是17年，中間那幾屆任期都較短，基本上就兩三年。

    陜汽從1968年開始建設，1975年名義上投產，第一批軍車生產了50輛，設計綱領是1500輛。由于領導換得頻繁，企業職工人心浮動，加之只生產軍車，規模較小，是一個步履非常艱難的汽車企業。

     1980年代初，為解決我國汽車工業“缺輕少重”問題，中汽總公司將濟汽、陜汽和川汽（后來的重慶紅巖）三個重型廠聯合起來，成立重型汽車工業聯營公司，后來改稱中國重型汽車集團公司。

聯營公司1984年跟國際著名重型汽車品牌——奧地利斯太爾談合作，1985年簽約，確定共同研制、開發、生產適合中國本土使用的斯太爾系列重型汽車。但三個廠各有側重：濟汽是全部駕駛室；川汽是橋和一部分駕駛室、轉向機等；陜汽是橋和一部分駕駛室。零部件技術方面，陜齒是變速箱；杭發和濰柴是發動機，此外還有卡福、紅巖彈簧、株洲齒輪等。這話說起來就長了，時任中汽總公司總經理的蔡詩晴比較清楚這段歷史。

    1990年時陜汽到了非常危險的境地。困難到什么程度？《人民日報》一個內參這樣寫道：虧損嚴重，資不抵債。陜汽職工4900多人，當年產量736輛，虧損近7000萬元，實際上可能還不止。

    陜汽困難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內部原因，如技術改造、資金缺乏、市場運作、新老產品過渡等。內參反映到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和鄒家華處，他們都做了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