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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向奧巴馬遞交了報告，建議是否對來自中國的進口輪胎采取特保措施。按美國法律，奧巴馬必須在17日前做決定，必須針對中國輪胎的特保案，做出一個“兩難”的政治決斷。

   幾天前的《華爾街日報》，描述了奧巴馬的“兩難”——“奧巴馬的政治決定充滿著政治風險。如果他站在該案申請人鋼鐵工人一邊，將面臨保護主義的指責；站在中國一邊，則可能讓他的主要選民失望”。

   不過，美國另一家主流媒體《新聞周刊》此前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復蘇會變成全球性的嗎》的文章，似可幫奧巴馬從“兩難”中解脫。

   該文提出，全球經濟復蘇需要一個互利增長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即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來替代“美國購買”支撐全球經濟增長的模式。文章作者羅伯特·薩繆爾森認為，美國人在房產和股票上虧了數萬億美元，已經負債累累，世界再也不能依賴美國人“揮金如土”來支撐經濟增長了，發展中國家必須替代“美國購買”。他算了一筆賬：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產出中幾乎占到一半比例，其中中國為11.4%，印度為4.8%，巴西為2.9%，而美國為20%。發展中國家有能力替代美國，放棄出口拉動增長的模式，而其中“中國是關鍵”。至于如何解決中國等國放棄出口模式付出的代價，薩氏并未言及，只是“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需要具備政治能力”一句話，輕飄飄將代價和責任扔給了中國。否則，“我們或許將面臨更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

   羅伯特·薩繆爾森是美國《新聞周刊》的專欄作家，其觀點頗能代表美政經兩界一些人的聲音。暫不論薩氏“新模式”理論前提、數據、推斷是否科學合理，不妨借用薩氏的邏輯，奧巴馬可以輕松擺脫“兩難”——盡管對中國輪胎采取特保措施吧，這樣既不會讓選民失望，又可以把貿易保護主義的責任推給中國。既然中國能花錢、應該花錢“替代”美國消費卻沒有這么做，而繼續向美國出口，那美國只能以“更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來回應。

   事情會這么簡單么？回想奧巴馬前任——布什當政期間，曾對中國發動6起特保調查案均無果而終，其中4起最終提交布什都被否。而經濟危機本身，也會使奧巴馬對華輪胎采取特保措施更加謹慎。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輪胎，主要是美國輪胎企業放棄生產的低端產品，大量裝配到美國三大汽車廠生產的汽車上。經濟危機的爆發，使美國大量消費者為節省支出而放棄或推遲更換汽車輪胎，一旦限制中國輪胎產品進口，將進一步增加消費者的成本和汽車廠生產成本，這對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危害都是巨大的，對本已大幅下滑的汽車銷售更是雪上加霜。正因如此，美國三大汽車廠和多個零售商和消費者組織，明確反對采取特保措施。
 

   70多年前的教訓，更有說服力。1930年，為了應對經濟危機，美國頒布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兩萬多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結果引發全球貿易大戰，成為大蕭條加劇的催化劑。

   薩氏的互利增長“新模式”理論，并不能真正解決奧巴馬在輪胎特保案上的“兩難”。但輪胎特保案從提起調查申請，通過了所有程序而最終遞交到奧巴馬手中，以及薩氏之偏頗觀點刊于主流媒體，這兩件事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尋找“替罪羊”，諉過于人而不自省的“作風”，在美國政經兩界并不少見。具體到當前中美貿易爭端上，更為明顯。

   事實上，從出口拉動為主向內需拉動的轉型，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的內在必然要求。而真正的互利增長，需要相互放開市場，而不是發展中國家單方開放市場。一廂情愿、不負責任的“新模式”，是不受歡迎也注定行不通的。